古代女性胆量一瞥(转)

  年轻时读红楼,看西厢,听梁祝,感觉中国女性委实可怜。她们爱情不能自主,婚姻全凭父母。无可奈何之际,只能仰视苍天,焚香祈祷: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岁数见长,且又读了些古书,才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譬如同样追求爱情,同样面对婚姻,性格刚毅头脑聪明的女性,结局便有云泥之别。
  明代曹荩之的《舌华录》说:三国时期,魏国人许允的妻子,是阮卫尉的女儿,模样奇丑。结婚那天,许允揭开盖头一看,转身就走。新娘料定丈夫这一出去,必将抛弃自己,当即扯住新郎的衣袖不让他走。许允怨气冲冲地说:“妇人有四种美德,你有几种?”新娘说:“我所缺少的仅仅是容貌罢了。但大丈夫有百种品行,你有多少?”许允说:“我全都具备。”新娘说:“百行以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都具备呢?”许允闻听,面带惭愧之色,从此不敢小觑妻子,与其相敬如宾。
  你看这位许夫人与新婚丈夫初次谋面,三言两语便让丈夫回心转意。如此辩才,与诸葛亮舌战群儒,真是好有一比。郭沫若的结发妻子张重华,生于一千七百年后,也遭遇到新郎同样的冷落,因为没有阮女的智慧和勇气,虽然相貌并不“奇丑”,却落得终身“守寡”。说明封建礼教的黑暗,与个人悲剧,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两相比较,可谓“阮女折夫留美谈,千古谁堪伯仲间”。
  如果说阮女与许允的婚姻,显然是父母包办,两人并无婚前的接触,那么以下来自史书记载的两桩婚姻,就简直如同现代版的自由恋爱。
  南北朝时期,东魏大丞相高欢的结发妻子婁氏,据《婁妃本传》记载,此女子年轻时,看见尚未发迹的高欢在城楼上执勤,一见倾心,惊呼:“此真吾夫也!”也不征询父母意见,即唤贴身婢女代其转达爱慕之意,“又数致私财,使以聘己”。婁氏夫妇是富裕阶级,自然瞧不上高欢这样的穷小子,一度试图阻挠。但婁女嫁意甚坚,爹妈只好屈服。
  距此数百年后,另一个自主嫁人的女子是五代时候的柴氏。其父为一教书先生,并不十分富裕。柴氏早年选入宫中,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掖庭中的一名嫔妃。唐庄宗兵败身亡后,柴氏被明宗遣放出宫。柴先生夫妇前往洛阳接女儿回家,于归途中突遇大雨。这雨一连下了数天,一家三口遂被滞留在旅店中无法上路。只因这番阻隔,令柴氏在史书上留下惊人的一笔。这天,好不容易盼来天色放晴,柴氏夫妇正准备收拾行李上路,女儿却拿出所有从宫中偷偷带出的金银首饰,“计值千万”,将其中一半分给父母,让他们自己回家,并坦然相告说:“我前些日子看见一个男子,相貌异常,已决定嫁他为妻。”柴氏夫妇自然很不放心,一调查,原来是一位姓郭的小子,穷得连衣服都遮不住身体。但无论怎样劝说,也不能使柴女回心转意,只有任随女儿自作主张。更惊人的举动是,柴老夫妇一走,这位柴女便自己去找姓郭的小子面谈,直截了当地说:“君贵不可言,我有五百万嫁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机不可失。”
  柴女眼力没错,二十六年后,姓郭的小子果然贵为天子,他就是后周太祖皇帝郭威。
  民间的普通女子又如何呢?清朝采蘅子的《虫鸣漫录》,记一奇女子自择夫婿。某处饭馆中,有天来一女子,年约十六七岁。饭毕,应付账十八文。女说:“我系下游遭水灾而外出逃荒者,因行走匆忙,未带一钱银两,家中人随后便到,来时即可付账。”店主遂让其坐于门外等候。时近黄昏,并不见有人来店。当时观者如堵,议论纷纷,女子终无一言。后遇一丝店少年,询问店主原委,知是下游灾民,不免心生怜悯,于是代其偿付饭费。因彼此俱是少男少女,恐碍授受不亲,遂转求一老翁将钱交与女子。女子付账脱身后,尾随少年来到丝店。店主问其原因,女子回答说:“逃荒在外已有两天,再走亦无归所,且无故受恩,无以回报,想来想去,不如嫁与少年为妻。”店主征求少年意见,少年以家贫婉辞。女子撩开衣袖,臂露三只金钏,说:“此乃嫁资,不足忧也。”店主察言观色,知女子不是歹人,遂邀约街邻为之撮合,择日完婚。
  此女观人于微,不动声色,堪称沉静智慧,胆识过人。证之今日之大学女生不辨骗局,陷人罗网,可谓高明多矣!看来素质教育与学历高低,并无必然联系。
  对于封建社会中之女性,我们有时可能不免概念化,以为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其实下层女子,对于宋明理学的倡导,要看她愿不愿意信奉。倘若她不信那套迂腐的说教,谁也拿她无可奈何。《金瓶梅》第16回写李瓶儿丈夫花子虚死后,急迫欲嫁与西门庆为妾。西门担心李瓶儿大伯子说瓶儿孝服不满。瓶儿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说各衣另饭,当官写立分单,已倒断开了。只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常言‘嫂叔不通问’,大伯管不的我暗里事。”
  姑且撇开李瓶儿个人品行不说,单看这“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则妇女改嫁完全自己做主,别人不能横加干涉。虽说小说是文学作品,但小说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当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也许李瓶儿是一个特殊个案,“三从”中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李瓶儿都不存在。她是父死夫亡子无。但我们看清人笔记中有关“悍妇”的记载,知道出嫁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有时简直近乎霸道。
  俞樾《耳邮》言顺德人陈元绍,“家小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骄蹇也。甚不修妇职,陈责之,辄为唇。父母戒陈曰:‘和气致祥,慎勿尔也。’陈恐伤亲心,亦曲忍之。会陈父病,汤药皆母子经理,妇若无其事者。陈因心衔(怨恨)之。及父病愈,陈薄责妇,妇怒曰:‘谁无父母,小恙(病)非大事,何便作践人家儿女哉!’陈闻言,忿不可遏,挥以老拳,妇亦攘臂与争。母出排解,陈偶一举手,误挤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请罪。母麾之出,陈惊惧不自安,竟亡去。”
  以今人标准来看,陈元绍应该是个孝子。可惜皇天不佑,偏让他遇着个恶婆娘。平素稍有责备,便成口角纠纷,婆婆不能约束儿媳,只敢训斥儿子,致使陈元绍两头受气。终于是忍无可忍,想要一展男人雄风。不意女人武功了得,散打时并不吃亏,让陈元绍领教了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他最终逃离家庭,并不解决问题。但当时社会,也让我们不好理解。姑且不言“出嫁从夫”的礼教观念,就拿我们读过的《孔雀东南飞》来衡量,焦母与刘兰芝之间的婆媳关系,焦母是何等蛮横,刘兰芝又是何等的屈辱退让。以刘兰芝的罕有贤惠,居然不能求得婆婆的谅解;而陈妻横行家庭,无人能敌,竟迫使丈夫出逃异乡,则婆媳地位的颠倒,让我们在封建社会的晚期,便已提前看到了今天某些女子的逞横霸道。
  我们不禁要问,从焦仲卿到陈元绍,同样身处在封建社会,作为婆婆,焦母的话可以一言九鼎,陈母则只能忍气吞声。是社会进步使然,还是个人性格所致?

鲁迅和他的裤裆(转)

专门盯住鲁迅裤裆不放的朋友,肯定是自由的——我说选择的自由。选择鲁迅的裤裆还是鲁迅的思想,是自由的。鲁迅的裤裆和鲁迅的思想,对于时下中国哪个更有意义,小报记者或庸众或窥阴癖或圣崽们想必也是早就有过判断尔后才作出选择的。
    
我来说说这件事——我不是说鲁迅的裤裆,我是说说“选择鲁迅裤裆而舍弃鲁迅思想的小报记者或庸众或窥阴癖或圣崽们”。
    
有一个历史现象——
    
李太白嫖妓,从来不曾遭人诟病。
    
孔夫子约见南风,动辄得咎。
    
此中大有秘密在焉。
    
盖李太白之流,其性事活动,乃风流倜傥之才子韵事,在民众及文人眼中,正是本色行当。似乎不如此当不得才子,多多益善才妙。孔夫子者流,乃圣人耳,在民众及文人眼中,其性事活动,倘有越礼迹象,即属淫乱败德之肮脏行径,此无他,盖圣人云云,该有常人不及的异禀,处处当与小民不同才是。
    
事实是,才子所为乃普通人之情欲舒张。情欲这个东西,用郑板桥一句话来说就是:“无荣无辱无咎”。意思也就是说:算不上什么光荣,也算不上什么耻辱,更算不上什么错误。拿了人人皆有的性事活动来说事,多属于大惊小怪,见识太少。一般可以判断:对他人的性事活动津津乐道者,多是自己的性事活动不如意者(但此话不能反过来说:自己的性事活动不如意者,多是对他人性事活动津津乐道者)。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拥有自己足够自由的性事活动,看了别人与别个女子这样那样的交往,指手划脚喋喋不休,岂非变态?
    
而圣人则不同。圣人自己也在标榜种种禁欲主义呢,什么“非礼勿视”啊,什么“存天理灭人欲”啊,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等等。而小民及文人又喜欢有一个与自己不同的“高尚者”存在,可以一边拿着这个说山,一边为自己的无能暗中找借口了。这个要在心理深层去找原因才妙。补偿心理非特立挺拔之士不能克服。这个道理过于专业,老金不想在此罗嗦。我想说的是:其实那种“绝欲”的圣人是不存在的。孔夫子后裔螽斯绳绳、瓜瓞绵绵就是证据。一个健康人要求某人为圣,而自己并不想去做圣人,这人心理实在阴暗得可以。
    
没有圣人,却总要拿圣人来说事。这个就是儒学的秘密了。中国有哪些传承中的“圣人”呢?约略算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夫子,八大员而已焉哉。但是即使根据不可靠的史料文献推论,这八大员也远不是什么圣人。不过是权力与文人奇异联盟中弄出的托古改制的文化傀儡而已。这个不去说了。读史就知道,历朝帝王也都有自我“圣化”的倾向,“圣旨”“圣听”“圣体”云云,就是证据。这个也不去说了。儒学最重要的行为艺术就是:拼命贬低不是圣人的人和事,玩命鼓吹要普通人去做圣人的人和事。悬格越高,越动听。流风所及,两千多年来,就有了数不清的“人物”要走圣传这条路了——此中当然有骗子有傻瓜。但无论骗子还是傻瓜,一旦走入公域,儒学的褒贬就有了依据:那便是圣人的条条框框。道德批判就是此辈利器之一。这里的批判者其实也有两类人:骗子和傻瓜,文人和庸众;但一律都是儒学影响所及的圣崽人物。考察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现象,或者就会发现,这类现象、这类人物,乃是中国特产无疑。
  
思想家如罗素,公开将不断地追求爱情作为人生目标之一,艺术家如毕加索,在女人身上如此用情不专,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那般虐待自己太太,诸如此类,在欧美,可有圣崽人物操了圣人的条条框框对这类传闻说东说西讨论得热火朝天吗?人家根本就没拿这个当回事。这事儿落在中国就成了问题。但是中国的圣崽其实是很脆弱的,你只要公开声明不买圣传一路价值的帐,它也就没了辄。你见过有哪位圣崽操了圣人的条条框框去批判登徒子,批判李太白,批判唐伯虎,批判郁达夫吗?可见这中国特产中另有一条线索在圣传之外,那就是礼教的蔑视者一条传承路线。圣崽们其实是只有勇气对圣传人物指指点点的。对风流人物,圣崽们是只有羡屠门而大嚼的份的。一面是不信圣人的坐怀不乱毫不利己什么的,一面又拿了坐怀不乱毫不利己来指点圣传人物,这个就是儒学文化的流风余韵。如果说传统影响,这个就是。
    
现在可以来说鲁迅。
    
鲁迅是圣人么?
    
鲁迅从来不曾以圣人自居。
    
鲁迅不是圣人,就鲁迅的生理功能而言,他是与你我同类同质的普通人,而已。现在一些有着窥阴癖兼圣崽倾向兼小报记者本事的朋友屡屡拿着鲁迅的“绯闻”说三说四,且不论这些“绯闻”真实与否,就算这些事儿是真的,碍得着鲁迅的伟大么?鲁迅将近八百万字的译著,跟这类“绯闻”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吗?倘如你还够得上一点品位或品味,说鲁迅,就该说鲁迅的文化意义,而不是要说鲁迅的裤裆。眼睛鼻子定在鲁迅的裤裆部位,瞜来瞜去,嗅来嗅去,那品味&品位是可怜煞人的。
    
在窥阴癖或圣崽们那里,其实是首先“圣化”着鲁迅的。他们先把鲁迅纳入“圣传”谱系,再操了圣人的条条框框来说鲁迅,儒学的秘密的传统影响,就是这样发挥着作用的,而窥阴癖或圣崽们对这个传统影响是全然不知的。但越是不知,也就越加证明儒学传统这个最具中国特色的老古董多么地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儒学传统迄今还是中国特色的隐性的或隐形的秘密结构啊。
  
人所周知,鲁迅的被“圣化”,乃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权力所打扮的结果,与鲁迅自己是绝不相干的。不过这“圣化”的过程本身,也就是儒学传统在起作用。
    
撇开儒学传统来看“孔子见南子”事件,不过小事一桩,“圣人”也不过就是俗人嘛。但受传统儒学影响,一般具有圣崽倾向的庸众就有了习惯性的思维定势:某类人该如此这般,某类人该这般如此。孔子么是不该去见一个色情女郎的;李太白么狎妓饮酒游东山什么的,乃是风流本色。时至今日,譬如,一个人玩了一把偷情,倘这人是教师,庸众或圣崽们的谈资就是这般模样:“哈,看呐,一个当老师的还……还他妈教师呢!啧啧。”脸上做起的是便是愤慨。倘这人是演艺圈人,庸众的谈资就是这般模样:“嘿,那个谁又跟那个谁好上了,听说了吗?啧啧。”脸上做的便是羡慕。此中秘密也在于,中国的教师,从出道那一天起,就是“圣传”中的人物;而演艺圈人,从出道那天起,就与礼教是不搭界的。
    
庸众或圣崽或窥阴癖们从来就不懂得:“圣人”,俗人,其实就是个人。就这个意义说,孔子即使有过嫖妓行径(他老人家当然不曾嫖妓),与李太白的嫖妓在实质上也是并无斤两的不同的。
  
如果一定要评说什么,我以为,《论语》是比孔子的裤裆更容易吸引我的题目。就象《李白诗集》是比李白嫖妓更容易吸引我的题目一样。专门把眼睛鼻子定在各类人裤裆上的,乃是庸众中的窥阴癖。据此再给出什么圣人的条条框框,就是圣崽。此类人物是专门以此为乐事、为能事的。道理无他:癖好如此。那是较之庸众还要等而下之的哩。一个裤裆,有什么魅力值得讨论呢?
    
对思想家动辄做着道德批判,无聊亦且浅薄。将思想家“圣化”,尔后将私域传闻弄到公域,或者将公域讨论扯到私域揣测来说东说西,庸俗亦且阴暗。买椟还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探宝山而空手归,诸如此类,说得就是这类人物吧。无论怎么分析,鲁迅的“绯闻”,在鲁迅的思想面前,都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拿着这个话题来讨论子午卯酉,就象讨论孔子见南子,李白嫖妓一样,就象当年有人讨论杜甫是吃水牛肉死的还是黄牛肉死的一样,实在近于荒诞,而立身正大的读书人是永远不会讨论这类话题的——那是小报记者和庸众或窥阴癖或圣崽们们嗡嗡蝇蝇的地方。

令人震惊的《新狂人日记》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在他的《狂人日记》里曾发出过“救救孩子”的呼唤,这个呼声在中国的上空飘荡了几十年。鲁迅当年之所以要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因为我们的大人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来不断地“吃”着自己的孩子,眼看着正常成长的孩子被越吃越少,于是鲁迅先生心急如焚地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吧!如今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是又有谁知道,中国人的这种“吃”人的恶习非但没改。而且有越“吃”越厉害的趋势。所不同的是,只是我们换了一种“吃”法。直到有一天我猛然看到一位中学生写的那篇《新狂人日
记》时候,我才真正的认识到,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鲁迅先生的呐喊依然在我们的空中飘荡着,而鲁迅精神的执著不死,则意味着我们当下的精神世界与半个世纪前的精神世界似乎依然相似,只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的又一次重叠。

  新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日前闻其大病一场。近见之,早已康复。因大笑,

  出示日记二册,语多荒唐,特录其下。记中之语误,一字不易。

  一

  今晚夜色平和,诗一般的平和。

  “你去看课本!看这些管个屁用?它包你考上大学?”父亲说。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以前的父亲?也许不是了吧。我所记得父亲全然不是如此的。莫不是我父亲落入某个歹人之手。换了个智能机器来顶替他,来迫害我?

  我害怕。

  二

  对的。父亲定然不是先前的父亲了。不然,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在如此的短短的几年里,怎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是的,就这几年。

  那个机器的眼睛阴森森的,好恐怖。

  那个机器瞪着那双恐怖的眼把先前父亲为我买的“圣贤书”拿走了。况且,在它的嘴里,把“圣”字去了,改为“闲书”。莫非这机器与我父亲有很大一致,只是在输入程序时,少输了两个字节,或者由于某种原因,遗失了?

  三

  早上起床,我去洗脸。我看见镜子里有一个人,他面带倦容,头发散乱;特别是他那双眼,布满血丝,像是一个饱经风霜而无所获的年已花甲的老人的眼,它要闭上,好像又由于某种原因不敢闭上或者根本就不能闭上,它在流泪,它在流血。那个镜子里的人是谁?我真的不认识。那个机器走过来说:“快,抓紧时间,你照什么镜子呀你?”我问他镜子里的人是谁,他用大手摸摸我的额头,勉强无力地笑笑,说:“快,别开玩笑了。”

  开玩笑?到底是谁?如果根据光的镜面反射定律,那个人应该就是我。但我敢用我的一切担保,那人不是我。莫非那群歹人把父亲换成机器不算,还把我的大脑移植在了某一个生命体上?我是谁?

  四

  天色很好,我料定不妙。

  放学时,我骑着车,路过小学校门口,那帮小孩儿都在大门外追着,闹着。

  我忽然眼光一闪,我看到了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笑着,走远。好熟悉,而又一刻之间想不起来。我们一定相识,且非同寻常地相识,好像是离开了许多许多年而又一直没能相见的老朋友。是谁呢?我想了又想,用韦达定理,阿基米德定理,欧姆定律,安培定则推了又推,还是记不起,我失忆了?

  五

  放学了,我特意去小学校门口去等,等着见那个推不出来的老朋友。 我又见到了,那个,就是那个!不!这个,这个也是!那一群都是!是谁?

  有一次感性与理性的强烈大碰撞,把那些定理们碰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我感觉到它们呼吸急促。

  我知道了,现在我才知道,那些人是我,他们都是我,绝对,我敢对天发誓,他们就是我。准是有人把我的思维用一种什么形式移植到了这个位置,这个肉身上。我的天,我见到了我,却不敢相认,真的不敢。

  六

  今天有一群老师在一起叽叽喳喳。时不时还抬起头来看看我,笑着,又

  去叽叽喳喳。

  他们在说我!

  说我什么?说我的成绩又一次证明了思维大脑移植的成功?

  我走近听听,他们背过脸,声音更小了。

  七

  有点风。

  我愈发觉得不对了,有几位同学总是看我。笑着看我。莫非他们也知道了? 毕竟是“学”字辈的,掩藏不好,老是发笑?他们是同谋?他们早已经过周密地推理算定盛载我思维的这个生命体必将成为某种制度的牺牲品?

  八

  无风,多云。

  我的书自己翻了几页。怎么可能的?可它确实是翻了,难道这书、这课本也被赋予生命?定然是的。人与人相同,倘若读的书相同,做读书的人也不至于这么难了,书有生命,所以,它会欺负你。

  九

  我不看“闲书”了,我在学习时,感到从头凉到脚,我撑不住了。我又照了照镜子,又衰老了许多。我感到窒息,仿佛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书又自己动了一下,钟表一下也不走了。时间是不是在这一刻凝固住了?可书又动了一下。不妙,是不是我将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十

  我还活着。钟还走着。机器还骂着。歹人还说笑着。小孩儿还玩着。同学还笑着。时间凝固了?或许有限?

  救救我。

  文/河北省廊坊一中

    高二 杜冠儒

  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时,我又一次被震惊了!一个只有十几岁的未成年人,当他面对镜子观照自己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发现他自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而无所获的年已花甲的老人”,而他的父亲也完全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古怪的机器人。我不知道这位中学生的父亲是否知道他儿子的心声,以及他在自己儿子的心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他一定认为自己是非常爱自己儿子的。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情景:一个施爱者和一个被施爱者,双方彼此拿着弓箭在“爱的奉献”的背景音乐下操练着中国功夫。

叫我老师是骂我

作者:孙香我


  我不在教师这一行里混饭吃,不在任何大学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教书育人,却时不时有人叫我一声老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答应他不是,不答应他也不是。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两种称呼满世界流行起来,一是老板,一是老师。如今你一出门,人家一开口,不是叫你老板,就是叫你老师,保证没第三种叫法。我不开店,不办厂,不搞公司,却每天都会被人家老板长老板短地叫。买早点,炸油条的小摊主老远就招呼,“早,老板。”逛商场,女营业员热情得很,“老板,想买点什么?”去修辆破自行车,修车师傅一检查,“老板,你胎破了。”一天到晚,不晓得要当多少回老板。他那里叫得欢,我这厢直发笑,俺是什么狗屁老板。

  大概看我是靠笔头子混饭吃的,算是个文化人吧,也有人叫我老师。对有点文化的人,如今就时髦叫老师,文化人之间,更是喜欢互相以老师相称,雅得很。我不喜欢人家这么叫我,即便我勉勉强强算一个文化人。但我又不好意思当面拦着人家说你别叫我老师,我怕人家说我矫情,说我不识抬举。我无论如何弄不明白,为什么现如今时髦拿老师乱叫人。“天地君亲师”,且不说它,那或许有一些些封建的味道,但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老师这个职业是高尚的,老师这个称呼是神圣的,怎么好不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逮住就叫老师呢,这像什么话。大概有人要振振有辞地说,圣人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吗,我们逢人就叫老师,以示尊重,有什么不好的。尊重和乱叫,那不是一回事,不相干的。

  “老师”被弄成一首“流行歌曲”,是因为如今有人喜欢听它。有些所谓的文化人,你见面要不叫他一声某某老师,他就会不高兴。我就见过这么一位,一家企业报的总编,姓汪,一次去印刷厂看校样,一位“不识相”的排版女工叫了他一声“汪师傅”,他立即正色道,“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叫师傅,应该叫老师,以后你就叫我汪老师吧。”真要把人大牙笑掉。

  小姐,自古以来是多好的一个称呼,优雅而美丽。如今坏了,因为乱叫,良家女子唯恐避之不及。据说有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因为病人恭恭敬敬叫了她一声小姐,立刻粉面变色,勃然大怒,指着病人鼻子厉声责问,“你叫谁小姐?谁是小姐?”差点没把病人吓死。好端端的一个称呼,就这么给糟蹋了,真是作孽。如今的人,什么都敢糟蹋,什么都忍心糟蹋,“小姐”被糟蹋了,又来糟蹋“老师”了。当阿猫阿狗都被乱叫成“老师”,或许要不了多久,面对那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真正老师们,当我们毕恭毕敬叫一声“老师”时,恐怕也会遭到严厉喝斥,“你叫谁老师?谁是老师?”那才是活该。

  我是从不肯乱叫人老师的,你说我狂也好,说我没礼貌也好,反正你不教书育人我就坚决不叫你“老师”,不为别的,就是不忍心糟蹋这个高尚神圣的称呼。我当然更不喜欢人家乱叫我什么“老师”。你叫我老板,我无所谓,反正这称呼一文不值,你叫了玩玩,我听了玩玩,谁都不当真。但你要叫我老师,那万万不可,我不是矫情,更不敢不识抬举,是真的不配,你那么叫我,我难为情。我要说一句不识好歹的话,谁要再叫我老师,谁就是骂我。

答复各位老师网友

各位老师网友:
大家好,我十分感谢各位的光临!
每每打开“查看留言”,总是见到不少热心的老师网友的留言,想回复各位,但是这里又不能回复,感到十分遗憾,还请各位原谅。
所以,我这里特别提示各位,今后大家有何意见,请到本人主页去留言,地址:http://www.dgzx.org/zgx/dh.htm 或者到我论坛,那里不仅有更多最新最精教学素材,而且也便于彼此互动,留言自然方便得多,地址:http://www.dgzx.org/zgx/bbs/index.asp
敬请各位继续关注!
顺祝
一切安好!
张广祥 拜

现行高考制度下的弊端


对于考试,特别是高考,其实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不应该否定,因为现阶段中国不可能取消高考,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生中唯一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知识改变命运”用在高考上可谓最贴切不过了。《历史教学》近来在进行历史教材大讨论,其实教材固然重要,但作为老师可以对教材加以改进和扩展,笔者在近十年的教学中,对于旧教材所做的扩展及改动与2001年版的新教材相差并不太大,而考试则不然。于是,多少师生围绕着高考这根指挥棒团团转。在这要指挥棒下,我所做的,也和李付堂老师差不多(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年第9期),读题技巧一、二、三;答题技巧一、二、三;考前重热点一、二、三……每日乐此不彼,也为试卷面貌的改观沾沾自喜,为高考押题成功喜不自胜。然而在讲到八股取士时,也曾汗流浃背;在高三临考前,为试卷上再也看不到最初酣畅淋漓的好文章而只有标准答案而失落。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考试?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试卷?教育部的专家们正在为之而努力,作为一名工作在一线的普通老师,站学生和老师的立场上说几句。
一、现行高考制度下的弊端。
1、地区歧视
高考的地区歧视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然而《杂文报》、《中国青年报》大讨论的结果是今年北京加入了单独命题的行列。但从北京2002年的分数线来看,依然是如此的不忍目睹。而我要说的是,这么低的分数培养出来的却是人才,这无疑是对高考的巨大讽刺。从高校多年来的招生情况看,北京、上海等地的考生虽说高考分数低,然而进入高校后,却大多表现出色(这种情况在城乡学生中也有体现),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素质教育的产物。试想一个把全部精力用于高考的学生与一个只用三分之一精力用于高考的学生相比,哪一个所掌握的考试之外的技能更多?反之则说明,我们的高考并不是某些专家们所自诩的“能力立意”。
2、一考定终身
对于学生长达12年的学习来说,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那一次考试、一张试卷,而在此之前的一切都不重要。在高考前,将高三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处分全部取消已成为许多学校不成文的惯例。这当中当然有许多是可以也应该取消的,然而不排除有些行为习惯乃至品行有严重问题的学生也因为高考成绩尚佳而免去处分。所以从各高校中不时传来学生在校严重违纪甚至酿成大祸的消息,而这些从高考分数,从学生档案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对于大多数老师和学生,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高考,而与高考无关甚至关系不大的学习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对于老师和学校,你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学生参与学校活动和学习活动的积极性,而对这些活动没有兴趣的学生你又怎能强求他关心社会、关心世界?
3、文理分科
现阶段大多数省份学生参加的是文科、理科综合考试。于是高一结束后的分班就至关重要了。原则上是尊重学生意愿,然而为了留住“好苗子”,赶走“差生”,班主任各显其能,甚至老师之间为此勾心斗角,争论不休。更有甚者,有些乡镇学校高一一进校就分文理科,很多文科生的理化生知识为零,很多理科生对人文学科一无所知。(这些学生进入高校后在学习以外的竞争中很难占优)这对于学生一生的成长所带来的危害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一些短视的校领导、老师造成的,而从根本上说则是我们的高考制度造成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教学也受到了重重限制。2000年笔者曾带过一个理科班,第一次上课,全班学生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整整一节课,没有一个学生走神,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下了课还意犹未尽。下课后,一个学生兴奋地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么精彩的历史课。”然而半个月后(也就四节课),教室里就一片沉寂,做数理化作业的,睡觉的,任你十八般武艺,听课的也寥寥无几。问他们为什么?有人说又不考试,听了也白听;有人说作业这么多,没有时间听;也有人说,老师你自己看看课表,你的课不是下午第一节,就是在体育课之后,我也不想睡觉,可实在是撑不住呀。面对这样的学生你能指责他们太功利吗?于是仅管百般不愿,我也不能免俗地上课少讲,然后无奈地让他们做其它的作业。因为会考的合格率无论如何也会是100%。
4、言行不一。
在高考试卷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标准答案,而除语文的作文外,几乎没有凸现学生个性的试题(无论文科或理科题目)。就连作文也不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因为经过高三一年的训练,学生们心中早已了然于胸,什么样的作文容易得高分,什么样的作文不会出错,什么样的作文绝对不能写等等……更不用说其他试卷了,以2001年的文科综合试卷来说,有消息说专家本来在答案中设计了“如言之有理,可酌情加分”,然而在送交印刷厂时,印刷厂匆忙中漏印了(天哪,这是关系到千万考生命运的高考呀!)。而在2002年的高考参考答案中,我费尽心力,也未能找到这一句(今年又是为什么呢?)。
从试卷中我们无法了解学生的思想,无法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这是一张对成年人来说也异常枯燥无味的试卷,而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尚未成年的学生,有学生说,高考之后最恨的就是学习。我们培养出了一批厌恶学习却会考试的学生,这难道就是我们教育的目标?
5、巧题拙解。
近年来,很多地方已经连续几年出现了大城市的高考成绩低于中小城市,城市的高考成绩低于乡村,教育部门的领导不解,城市的教学设备比乡村先进,城市的家长对教育重视,城市的师资力量比乡村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其一是部分乡村中考的淘汰率高,而城市高中较为普及;部分乡村高中违规操作,在高考前以预考或其它方式再淘汰一批高考上线无望的学生;其二是乡村学校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普遍比城市学生要长,课时更多(对高考“无用”的科目基本上都不开设);其三高考试卷虽然近些年来由知识立意转为能力立意,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明显提高,但对基础知识的要求其实更高。(在小综合试卷中,虽然考查的知识点不多,但分值更大。)城市学生普遍基础知识不过关。
本人无意于为高考揭短露丑,之所以将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暴露出来,正是希望我们的基础教育蒸蒸日上,不靠“蛮干”,而是“巧干”、“优干”,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更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世界的要求。

中国基础教育21世纪

“主题”五题

“主题”五题
江苏省江都市丁沟中学 张广祥
讲课文,写作文,语文教师往往少不了强调主题(中心)。也许正因为过分强调了主题,本应该在中学课堂上独领风骚的语文教学落得个“凄凄惨惨切切”,本应该让学生自由展露才情的写作令学生敬而远之。
一、受不了人为拔高
我们的语文教学似乎从来都是培养“主题”的。一篇文章,讲段落大意,讲中心思想,一定要上升到相当高度、总结出一番“深刻的主题”。这种主题综合症何止仅对学生,不少教了若干年的语文教师,现在看完一篇文章、听完一个故事,也总会自发地用一根尺子测量一下其“主题”,有时还会脱口而出:“通过……的描述,深刻地反映了……”你看,归纳主题的语言形式都是僵化的。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甚至是自觉的)以“政治”、“社会”等来解读语文。其实,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是微言大义、力透纸背。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关于主题历来的概括是:通过百草园里自由快乐的生活和三味书屋枯燥无味的生活相比,表现了热爱大自然,追求自由快乐的儿童心理,从而批判了封建制度对儿童的束缚和损害。这一主题源于许钦文先生《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年),时至今日,这一主题思想仍被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所沿袭。但事实上,这一主题概括的前部分是正确的,后部分完全是牵强附会。这一概括不是从文本出发艺术地客观地探究它,而是从某种主观理念出发,仅以鲁迅先生革命的一生为依据,认为该文既然是鲁迅所作,就必然是投向旧社会的钢刀和匕首,必然带有“火药味”,从而引申到批判旧式教育制度上来。又如《岳阳楼记》,总是这样来归纳主题:本文“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阔大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滕建一座楼,范树一块碑。《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为滕子京树立的一块记功碑。文章肯定并歌颂了滕子京在失意时的赫赫功绩,赞扬了他是一位具有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品德的伟大政治家。这就是本文的主题。你能说这样的主题有多深刻吗?归到“歌功颂德”这一拍马屁类主题中也不为过分。再如乔治·桑的名篇《冬天之美》,明明是抒发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亲近之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朴实、安详、宁静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但是偏偏有人挖掘出这样“深刻”的意义来:含蓄而猛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上层阶级奢侈挥霍的腐朽生活。
再说到写作文,我们教师都反反复复强调,在作文里一定要表现一个深刻的积极的主题。这实际上忽视了好文章的重要标志是作者的真情实感,离开了“真”字,再深刻的主题再好的技巧也会黯然失色。一味要求学生表现深刻的主题,只能让学生说大话、空话、假话,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还领略得少吗?
重峦叠嶂、悬泉飞瀑令人惊心动魄,这些还不够吗?为什么非要先入为主地冠之以“批判”“赞美”“抨击”“讴歌”而在本来畅达如行云流水的美文中艰涩跋涉、勉强挤压出一些“深刻”的主题来呢?绿林清风、小溪流云惹人凝目遐想,这些还不够吗?为什么非要表现那些并不能打动人心、引人共鸣的“深刻”的主题呢?人为拔高主题,最是我们要加以克服的,因为我们“左”惯了!
二、哪里来的局限性
与人为拔高主题正相反的是,我们学习一篇古代的或外国的作品,归纳主题时总忘不了向学生交代几句“局限性”,这似乎已成为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脚“台步”。从贯彻“批判性继承”原则的角度说,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翻检中学语文教学资料,有不少切中肯綮、合情合理的局限性分析,如指出《师说》中厚古薄今的儒家观念、《扬州慢》情调过于哀伤低沉等,无疑都是十分正确且很有必要的。但另外一些“局限性”的判断(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分析”)则存在较严重的随意性、简单化的毛病,给人的感觉是为找局限而找局限。比如学习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在归纳主题时便指出“局限性”,说李白“逃避现实”,“流露了消极思想”。问题是,李白为什么要“逃避现实”?他“逃避”的又是怎样的现实?难道他否定溷浊、决绝权贵、不与权贵同流合污还不够?还非得要使出孙大圣的能耐,“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踪”才算功德圆满?如此得出“局限性”,学生要么好笑,要么反感!
也许正因为看到了如此多的“局限性”,林语堂、梁实秋被排斥在中学语文教材之外,梁遇春“春酪”般的美文与当今中学课堂无缘,蒙田、伍尔夫与今日中学生擦肩而过。悲哉,中学语文教学!
三、错误地理解主题
这里所谈主题归纳的毛病,既不是拔高,也不是贬抑,而是指因流于表面而理解错误。比如《项链》吧,我们一直专注于借玛蒂尔德这一形象“尖锐地讽刺了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受的思想”。这种理解就是十分错误的。在文章中,我们见到的玛蒂尔德是一个天真、坦诚、自尊、富有责任心、勇敢面对打击的“女强人”,不要说在人欲横流的社会,即使在今天,不也是难能可贵吗?不错,她爱美,她向往过上好生活,这又有什么不对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之常情,为什么她就不能追求美?为什么就一定说是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她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为什么就不行?社会的发展,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吗?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什么?不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吗?坦白地说,我们今天孜孜不倦地学习,兢兢业业的工作,执著不懈地奋斗,不就是为了美、为了过上好日子吗?那么,玛蒂尔德有何可指责的呢?她在丢失项链后,“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语),不郁郁寡欢,不沉沦,甚至不赖帐,而是苦斗十年还清债务,难道说她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吗?我们实在无颜批评玛蒂尔德——甚至连同情的资格都不配有。对玛蒂尔德,我们只有敬佩——敬佩她美好的追求和做人的磊落和坚强。据此,我们可以推知,莫泊桑借玛蒂尔德在挖掘人性深处美的东西并加以讴歌赞美!
又如《黔之驴》,历来持这样说法:通过驴子悲剧的描写猛烈地鞭挞了外强中干的人物,表示了作者对这种人物的蔑视和憎恨,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只要稍加注意,在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寓言里隐含着一段辛酸的经历和一颗时时刻刻忐忑不安而又不甘认输的心,这就是本文在用“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对驴子一定程度上的嘲讽后接下来的议论:“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这种“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改变了对驴子的嘲讽意味而转向一种多情的悯人忧天。结合作者柳宗元的身世,就不难准确地把握本文的主题,即作者将自己的身世深深地融入驴子的悲剧之中,通过驴子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失意的悲苦。
四、主题也会多元化
分析课文时,语文教师往往为学生只归纳出一个明确的主题。其实,文章的主题有时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性的。以课文《黄鹂》来说,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解读方法来研究讨论,就会发现它表现了多元化的主题。文章最后两段议论性的语句,应该说是点明主题的文字,这是毫无异议的。这两段文字中的“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呼唤为各种美好事物创设优美和谐的生活环境。这两段文字的末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又启发我们领悟到文章的另外寓意,即作者借黄鹂故事的描述来演绎文学艺术的一个规律、一条命题: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应该为典型人物创设与之和谐相应的典型环境。再正如《教师教学用书》所分析的那样,结合本文写于1960年前后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当时的心境,认真揣摩作品中作者大费笔墨、不厌其烦地描述黄鹂不同时不同地生存的艰难,我们又可参透出第三个主题:呼唤为作家、艺术家、人才和一切人的成长、发展创设安定、平和、轻松、自由的环境。文章主题的多元化,给读者带来了极其丰富的享受!
五、没有主题又何妨
与主题多元化相反的是,有时一篇文章就没有一个主题,至少是没有一个很“明确”“清晰”的主题。比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小品文吧,有什么主题在作品中呢?小品文,不主题先行,甚至没有主题,它不刻意为文,天地间虫鱼鸟兽、花草树木,都可入文,凭作者散淡的心、轻灵的笔作成。所以,对高中语文第一册教材上的《杜鹃枝上杜鹃啼》这样的小品文,《教师教学用书》写得明明白白:“这篇文章,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所以它区别于以前的许多课文;要说有一个中心,那也只是那杜鹃,围绕杜鹃,作者‘东拉西扯’,在貌似纯知识的介绍中,展现作者的渊博知识和娴熟的文字表达功夫。”类似这样对无明确主题的肯定,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终于有了明确的说法,这虽是第一次,却是了不起的进步!
不妨也说说作文,教师总要求学生,文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主题不能含糊。与那种要求学生必须表现一个深刻的主题比起来,这种要求同样是失之偏狭的。用这种思想指导学生写作,必然会束缚独立思考的能力,扼杀创造生机,化解个性,最终导致学生写作的刻板、大路、抽象化乃至萎缩空洞。笔者有一个学生叫葛肖杏,她写过一篇作文《与蚊共处》,文章就是写蚊子如何攻击人,人在蚊子面前是如何的无可奈何、狼狈不堪。你说这样的作文有什么主题?完全没有主题,提供给读者的仅仅是一个“趣”字,但你能说它不是佳作吗?它后来就发表在《语文报》上啊。特别是“新概念作文”的推出,涌现了一大批无主题的“另类”作文,它们不是同样获得一大批作家、文艺理论家的好评吗?关键是,要文从句顺,要有真情实感,要有才气,要有个性;有没有主题(尤其是深刻的高大的主题)倒是次要的!

撰写:张广祥
地址:江苏省江都市丁沟中学(225235)

从《琐忆》谈鲁迅笔名

从《琐忆》谈鲁迅笔名

江苏省江都市丁沟中学 张广祥

高语新教材第一册唐弢《琐忆》中写道:1933年至1934年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

确实,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为了与敌人森严的监视和检查进行斗争,粉碎敌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争取战斗檄文的发表,鲁迅不得不频繁地变换笔名。

鲁迅使用的笔名,据鲁迅夫人许广平统计,至少在80个以上;据有关资料统计,则总共有158个。其中用一字的有“飞”、“直”、“隼”等14个;用二字的有“索士”、“唐俟”、“冬华”等95个;用三字的有“邓当世”、“隋洛文”等29个;用四字的有“宴之敖者”、“楮冠病叟”等2个;用拉丁文的有“L”、“EL”等4个;用记者等或集团署名的有“旅沪记者”、“朝花社同人”等14个。笔名之多,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鲁迅使用的笔名,大多有深刻的寓意,丰富的内涵。据考察分析,他早年运用的笔名,含有“希望、鼓励、奋飞”等意义。如“遐观”,远看之意。“唐俟”,徒然等待之意,以示对辛亥革命后的现实的失望,并表示将投身新的战斗。“黄棘”,奋发、前进之意。黄棘为神话中的木名,用其策马,使之飞奔疾驰。笔名“霍冲”、“令飞”、“迅行”等均属此类。

他晚年使用的笔名则有深刻讽刺的内涵。如“隋洛文”,堕落文人之意。1930年,国民党浙江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隋洛文”即“堕落文人”的减笔。鲁迅以此作为笔名,以示对其讽刺、蔑视与还击。“虞明”,谐音“愚民”,是对国民党愚民政策的辛辣讽刺。“丰之余”,“封建余孽”之意。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有人攻击鲁迅是与风车格斗的“封建余孽”,鲁迅便谐音讹化取此笔名来讽刺回击。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曾抛出《鲁迅愿作汉奸》一文,丑化先生的形象。鲁迅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叭儿狗的狂吠而已。于是取“叭云汉奸”(叭儿狗所说的汉奸)这层意思,用了笔名“公汗”撰文反驳。“叭”的右部加上“云”的下部就是“公”字,“汉”的左部加上“奸”的右部就是“汗”字。这个笔名的讽刺力量可谓强矣。鲁迅也用过“华约瑟”笔名,此名既给人不中不洋之感,又会“高等华人”之意,有力地讽刺了那些一味拍洋主子马屁的所谓“高等华人”。其他“韦士繇”、“史癖”等都属于这一类。

面对政敌的恶毒攻击,鲁迅的若干笔名显示了无所畏惧的硬骨头精神。如“白在宣”,公开宣战之意。“敬一尊”,回敬一杯之意。鲁迅的杂文《知难行难》署名“佩韦”,取典于西门豹佩带柔韧的牛皮饰物以提醒自己不要急噪。鲁迅用此名表示要与敌人进行韧性的战斗。“苇索”是古代传说中缚鬼的绳索,鲁迅曾用它表现自己不怕“鬼”的精神和以力擒社会群魔为己任的战斗决心。“桃椎”,驱邪除害之意。古人迷信说法,桃木能够驱除鬼魅,鲁迅以此笔名来表达除尽人间鬼魅的志向。其他如“尤刚”等笔名均属此类。这类笔名是鲁迅用得最多的一类,仅1933年至1934年两年中,就用了60余个。

鲁迅还有不少笔名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如“阿法”,本是浙东一带人常取的名字,鲁迅却以此为笔名;“阿二”,这本是旧上海对人力车工人的鄙称,鲁迅以此为笔名发表了若干文章,这些笔名正体现出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鲁迅还直接从自己的著名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摘取“孺牛”二字作为笔名,更可见他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1936年8月27日,鲁迅使用了最后一个笔名“晓角”,黎明前战斗的号角之意。这表明他在晚年卧床期间,自知不久于人世,但仍不忘唤醒国人,为迎接黎明的到来而奋勇斗争。



撰写:张广祥

地址:江苏省江都市丁沟中学(225235)

知人论世(张广祥)

张广祥自我简介
    我,男,1968年6 月生,1991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江苏省江都市丁沟中学一级教师。系《语文报·高中版》《语文周报》《学习报》《少年文摘报·高中学习版》《语文教学周报》《作文》等报刊特约编辑或通讯员,系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教学艺术研究中心(原历史名城语文教学研究中心)、青年语文教师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写作年鉴研究中心等会员或研究员,系江都市科技拔尖人才
    在语文教学中,注重加强教师自身的修养,认为语文教师首先要塑造好自身的形象,成为学生人格的榜样。重视语文学科的情感因素和审美因素,追求智育和情育、美育的和谐统一;善于创造情境,营造轻松、民主的课堂氛围,使学生乐学、会学。不断总结出一套适合农村中学语文教学的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多次面向江都市、扬州市执教公开课,获得广泛的好评。多年在高三把关,会考每年百分之百合格,高考成绩一向稳居年级之首。
    入教以来,潜心探索教学规律。自1996年底至今,在《语文报》《语文周报》《语文教学周报》《语文教学之友》《语文天地》《考试》《作文评点报》《中学语数外》《考试报》《中学语文报》《语文知识》《语言美》《学习报》《语文世界》等报刊发表教学类文章200篇。
部分发表论文(一)如下:
精心设计课堂提问 语文教学周报(高7期) 1998、3、24
《师说》和《问说》之比较 语文教学周报(高20期) 1998、6、23
巧用插图助教学 语文教学周报(高26期) 1998、12、6
名词活用为动词的语言形式特征 语文天地(高10期) 1998年10
诙谐风趣,警譬深沉 语文教学周报(高30期) 1998、11、3
阅读应抓重要语句 语文教学周报(高34期) 1998、12、1
结课艺术浅说 语文教学周报(高6期) 1999、4、6
文言文教学小议 语文教学周报(初18期) 1999、5、18
几种特殊形式的比喻 语文教学周报(高14期) 1999、6、1
材料议论文写作举要 语文教学周报(高24期) 1999、9、21
部分发表论文(二)如下:
《一碗阳春面》的蓄势艺术 语文教学周报(高28期) 1999、10、19
创新,莫走入误区 语文报(高227期) 2000、5、9
例说修辞格的综合运用 语文知识(5期) 2000、5
端正错误认识,写好话题作文 作文评点报(高6期) 2001、3、20
审读关键词语 语文报(高278期) 2001、5、4
读出课文的美 语文报(高280期) 2001、5、15
文言实词意义的推断 中学语数外(高5-6期) 2001、6
成语误用的原因 考试(7-8期) 2001、8
让语文与电视结缘 语文报(高296期) 2001、9、4
边唱边学 语文报(高313期) 2002、1、1
有十多篇论文在全国各类竞赛或评比中获奖。
部分获奖论文如下:
课堂提问的艺术 全国语文教师论文大赛一等奖 1998年《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组办
课堂教学结课的艺术 二等奖 1999年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
假设在议论文中的运用 一等奖 2000年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
建立“读者意识”,提高写作水平 一等奖 2001年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
使用插图的艺术 二等奖 2000年中语会教学艺术研究中心
导答的艺术 二等奖 2001年中语会教学艺术研究中心
新世纪中学作文教学之我见 银奖 中国青少年写作年鉴研究中心
孔子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等奖 2001年全国青语会
面向二十一世纪素质的中学作文教学 全国中学作文创新教学三等奖 全国青语会、《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杂志等组办
建立“读者意识”,提高写作水平 中华第八届圣陶杯中青年教师论文大赛三等奖 2001年
另参编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古诗文导读》(高中卷)和《新教材疑难问题百家言》二书,书中《〈雨霖铃〉鉴赏》《渊明采菊为哪般》获得“优秀文稿”的称号。
精心指导学生写作,学生在各类作文竞赛中屡屡获奖。有多名学生在历届奥林匹可杯全国作文大赛中获奖,有2名学生在中国长城学会组办的“新世纪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中分获一、三等奖。另外,有若干篇(首)学生习作在《语文报》《中华活页文选》《扬子晚报》《作文报》《语文世界》《语文周报》《语文教学周报》《优秀作文选评》《江都日报》《中学生读写》《中学语文报》等报刊发表。
部分发表作文如下:
选择 语文教学周报(高33期) 1998、11、24
我们的梦 中华活页文选(高5期) 1999、5、1
家的随想 语文教学周报(高23期) 1999、9、14
那水,那人 语文世界(高11期) 1999、11
一份病历 语文教学周报(高7期) 2001、3、27
飞向宇宙的边际 语文教学周报(高7期) 2001、3、27
渴望生病的女孩 江都日报 2001、11、9
好感动的三个词 江都日报成才导报(732期) 2001、11、232002、1、2
南郭先生醒悟记 作文报(23期) 2001、12、10
抱紧我…… 中学生读写(3期)中学生文学(5期) 2002、32002.5
1997年被《语文周报》评为“优秀教师作者”;2000年被《语文教学与研究》评为“优秀通讯员”;2001 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被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评为“全国优秀语文教师”。